【圆明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四日，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吴秀华女士向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今年五十九岁的吴秀华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江泽民集团迫害。她曾被非法劳教三年，还曾遭五年冤狱，因为拒绝所谓的“转化”，屡遭酷刑折磨，腰椎被折磨致残。
以下是吴秀华女士在诉状中的陈述：
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因病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前，因一九九五年做了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手术后没有养好身体，当时没什么感觉，两个月后开始全身疼痛，颈椎、肩周、坐骨神经、丹毒、全身关节都疼，走一步都困难。家住一楼，两层台阶都上不去。晚上疼的睡不着觉，被子滑到一边都拽不回来，早上起来坐骨神经疼的半个小时都穿不上裤子，没有别人帮忙穿不上衣服。丹毒每年春天发作，疼痛难忍；颈椎疼的不能转头，到处医治，打针、吃药都无效，近两年的时间，只能靠吃止疼药减轻疼痛。由于长期服药，胃又出现毛病，止痛效果也越来越不行，那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病痛的折磨，再加上家庭的经济状况，两个孩子上学，还有老人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被病痛折磨的几乎瘫在床上，就靠孩子的爸一人的工资，我帮不上忙，还要拖累家人，死的念头时常在脑子里出现，因为婆婆经常失眠，家里不断安眠药，我就偷偷的攒安眠药，一旦瘫痪起不来，就吞下去，不想连累这个家。
就在万念俱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一位朋友介绍我炼法轮功，说是她学校的好多老师都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很好，很神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并且都是有文化的人炼，我就向朋友借了一本《转法轮》，想了解一下。我被书中博大精深的教人重德向善的法理深深的震撼了，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的书，书中不同层面讲了人要重德向善和为什么要重德向善。真、善、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普世价值。
《转法轮》是一部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
随着不断的学法炼功，我明白了怎样做好人的道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刚开始炼功一套功法炼不下来，手举不起来，腿站不住，腰弯不下去，去炼功点都去不了，由孩子的爸用摩托车送我去，炼完功再把我接回来。不到三个月全身的疾病，疼痛都消失了，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
并且我能骑自行车到二十里路以外的一家私人化工厂上班，当时化工厂聘请我教他们化验技术，说来回用车接送，我说不用接送，我自己骑自行车就行，我是炼法轮功的，师父教我们做事先替别人着想，不用麻烦。厂长感动的连声说太感谢你了。我把技术毫无保留的教给他们，到开工资的时候，他们问我要多少，我说，你们给多少就多少，我不会争，干了一年，他们把技术全学会了，我就主动提出离开，毕竟这是一家小型化工厂，化验也用不了多少人。他们知道我是炼法轮功才这样，说法轮功怎么这么好，他们也要学，就这样，副厂长的妻子跟我学了法轮功。
能骑自行车二十多里路上下班，这是我在炼功前想也不敢想的。能放弃利的诱惑，这是我炼功前做不到的。
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家里家务活抢着干，事事顺着老人，老人想怎样我都依着她。婆家在农村，在我们家里的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婆婆提出要给农村的儿子盖房子，六间新房他们三间我们三间，盖房子的钱都是我们出的，但最后六间房他们都占下了，如果在修炼前，我是不会让他们的。婆婆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我心里时不时的感到委屈，修炼后，师父教我们做一个无怨无悔、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把这些委屈的心都修去了。我们家用孩子的话说：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我们却生活的很幸福。婆婆说：俺小吴没修炼对我就很好，修炼后对我更好了。
江泽民集团违反中国法律的犯罪
那是二零零零年阴历五月初九，我们当地的一位年轻的法轮功学员苏刚，山东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因为不放弃修炼，被齐都公安局伙同齐鲁石化烯烃厂强行送到山东昌乐精神病院，惨无人道的打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一个好端端的年轻人就被迫害致死。齐都公安局伙同烯烃厂把苏刚所有的亲属都监控起来，不让接触外界，封锁消息。
为此我于二零零零年六月底再次到北京上访，把齐鲁石化公司、齐都公安局、昌乐精神病院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向信访局反映。接待我的人代号二零三，我把信件交给他。他看了信件后，马上就打电话给淄博截访办事处，把我从信访办强行带到淄博截访办事处。本来我还要到最高人民法院、卫生部反映此事，被绑架后没去成。
我被非法拘禁在淄博截访驻京办事处数日，白天晚上都是在走廊里坐着。有一天早上，我在走廊里静静的打坐，被淄博劫截访驻京办事处的一个王主任（他们都这样叫他），穿着皮鞋朝我的胸部狠狠的踹了好几脚，踹的我当时都喘不过气来，一边踹一边喊，我叫你炼，我叫你炼……当时把我踢的气都喘不上来。当时我看到他们还打一个男法轮功学员，狠踢这位学员的小便处，这位学员疼的捂着小肚子弯下了腰，好长时间没有起来。
淄博驻京办又打电话给丈夫的单位，我又被带回单位招待所，第二天我和丈夫又被送到辛店铁路派出所，一个听说是派出所指导员的，吼叫着逼我放弃修炼，又朝我丈夫吼叫“管不了老婆就离婚”。单位也以我要再炼功就让丈夫下岗来胁迫他。就这样，在单位和派出所的威逼下，丈夫受不了这巨大的压力，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五日被迫提出和我离婚，原本一家三代和和睦睦，谁都羡慕的家庭，在江泽民亲手发动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疯狂迫害中，被拆散了。
离婚前，老人、孩子、家务都是我承担着，丈夫只管上好他的班，无忧无虑。离婚后，这些事都落到了他身上，又要操持家务，又要上班，老人、孩子他都要操心，被逼抛弃妻子，心灵上的煎熬，身体上的劳累，长期的精神压抑，使他得了结肠癌，长期治疗不见好转，看他万分痛苦的状态，我劝他炼法轮功减轻痛苦时，他说我要炼法轮功就要进监狱，不能炼。在江泽民一手制造的谎言和迫害下，他明知道法轮功是好的，祛病健身有奇效，也亲眼目睹了我一个几近瘫痪到身体健康的活生生的事例，在江泽民的淫威下，就是死，他也不敢炼。最后癌症扩散，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痛苦离世。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在江泽民一手发动的迫害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也是这场迫害的直接受害者，在这里我也要为死去的他讨个公道，以慰他直接遭受这场残酷迫害而死的在天之灵。像我家这样被迫害的凄惨家庭何止我一家。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八日，我刚被迫离婚，临淄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南仇派出所到我家，说是要问我一点事，把我骗至铁石宾馆，一进门，他们就强行把我铐在暖气管上，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什么原因，非法拘禁我四天四夜。不让我睡觉，我绝食抗议这种绑架。直到放我走，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绑架的。
回来后，知道他们让我老乡替我写了一份“担保书”，“担保”我以后不再上访。
就为了我上访，他们绑架了我七次，近二十天的非法拘禁，最后被逼离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在洗脑班、看守所、“黑监狱”、劳教所和监狱被监管期间遭到了以下的体罚虐待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和小女儿在床上睡觉，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们也不说是谁，说有点事要问我，我说这么晚了，有事明天说，他们见我不开门，十几个人翻墙进入我的院子，拿着大铁锤把大铁门的锁砸开，把我睡觉的屋门的玻璃捣碎，伸进手拉开插销，强行把我从床上抬走，鞋都没穿。女儿当时只有十四岁，被吓得哇哇大哭。
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抄了我的家，抢走了我和女儿不多的生活费，大约有一千八百多元。他们四个人拽着我的胳膊和腿，把我扔进一辆汽车的座位与座位之间的夹缝中，狠狠的踹了我腰部两脚，两个人使劲按着我的头，我蜷缩着身子不能动，喘不过气来，有窒息的感觉。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我们院的唐艳丽、李玉华、匡永贵（已去世）。绑架我们的是临淄公安局国保大队、南仇派出所，非法逼供我的是国保大队的于志杰。
在逼供期间，我拒绝回答，绝食抗议，在绝食的第三天晚上，他们几个人拿着饭，端着米汤假惺惺的说：这么热的天，你都好几天不吃不喝了，身体受不了啊，不吃饭喝点汤，润润嗓子，在他们的诱骗下，我喝了几口汤，不一会，我就开始头晕，恶心迷糊，出现幻觉，迷迷糊糊中，他们开始问我话，问什么我说什么，根本控制不了我自己。到早上四点多钟，我稍微清醒一点，质问他们是不是在米汤里下了药，一开始他们哈哈大笑，随后矢口否认。后来把我们四人劫持到淄博看守所，一个月后均被劳教。
我被劳教三年。二零零一年七月我被劫持到王村劳教所。
在王村劳教所，所长刘长增，男；教育科长肖华，女；三大队大队长陈翠萍，女；恶警李倩，指使包夹对我长期体罚：熬鹰、谩骂侮辱、暴力强制写转化书，长期罚站，面向墙壁，两腿并拢立正站立，脚下画一个圈，稍微动一动或脚出了圈外，就遭到谩骂侮辱；白天黑夜不让睡觉，包夹两人一组，两个小时一换，车轮式的折磨我，稍一打盹，就被拽一下或被大骂，长期的罚站，我的腿肿的上厕所都蹲不下，脚肿的大号拖鞋都穿不下，就光脚站在地上。这种不让睡觉、无休止的打骂长达一个月之久，我精神、肉体几近崩溃被迫转化。
转化后，不能有自己的思维，不能说真话，精神完全被他们控制，如同行尸走肉，他们叫干啥就得干啥，顺着他们说，犯罪感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我，比遭受肉体的折磨更痛苦，我的心在滴血，那是发自内心的痛，几个月生不如死的感受，我声明“转化”后的一切言行全部作废！声明后，从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六日，他们四个多月没有让我上床睡觉，长期罚站，用风油精抹我的眼睛，往头上浇凉水，用带指甲的手，使劲抠肋骨，用圆珠笔在我的脸上、身上写骂我师父、骂大法的话。由于长期不让睡觉、罚站，腿脚肿的铮亮，完全变成乌紫色。心律到一百二十下。有一天晚上站着站着就晕倒了，他们还说我是装的，醒来后还让我继续站。
二零零二年五月份的一天，他们看这么长时间的非人的折磨我还不转化，三、四个包夹在储藏室把我摔到地上，抓着我的手写转化书，我就喊救命，这时三大队的大队长陈翠萍进来了，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我，说：喊什么喊。我说：他们对我耍流氓，抓着我的手写转化书。陈翠萍说：是你逼的他们，谁叫你不转化的。说完就走了。包夹更加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连续三个晚上对我实施暴力，直到他们精疲力尽才完事。我用尽全身力气反抗他们，他们怕别人听见，用抹布堵住我的嘴，圆珠笔在反抗中折断了好几只，也没写成一个字。最后他们还无耻的要我赔他们的圆珠笔。
由于长期的折磨，不让睡觉，到后来，我出现偏瘫的症状，身体向左侧歪，站着就摔倒，坐着也是向左侧歪。大队长陈翠萍开大会连讽带刺的挖苦我说：“看看这不转化的这个样，歪歪着身子还想上天国？”当时我也不知道是神经熬坏了，后来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叫《熬鹰》，我才知道身体歪斜是熬坏了平衡身体的神经。直到最后，我开始流口水、筷子也拿不住，行动已经不方便了，他们才停止了历时四个多月的折磨。
为了逼迫我转化，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三日，他们又把我的两个孩子和一个老乡（六十多岁）叫到劳教所，想用亲情逼我转化。两个孩子一年多没有见到妈妈，看见我被折磨成这样，都哭了，老乡怕我再遭受更大的折磨，劝我转化，因为在见到我之前，警察找她谈过话。为此老乡给我下跪，说你不转化我就不起来。我赶紧过去扶我的老乡起来，流着泪对她说：“这不是你下跪的事，快起来，我没有错，他们这是逼你、我对正法犯罪。”直至我的老乡晕倒。警察把我拖走。两个孩子和六十多岁的老乡大热天饭没吃一口，水也没有喝一口，往返三百多里路，要倒好几次公交车，就为了让我“转化”。两个孩子在哭，我在哭，老乡跪在地上也在哭，几个警察却幸灾乐祸的围着观看，那撕心裂肺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回到监舍后，又开我的批判会，逼着每个人发言，打我的脸，往我的脸上吐口水。骂我不转化是无情无义，不要家庭。他们那么折磨我，还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从那时起，他们切断了我和孩子们的一切联系。孩子来看我，他们不让见，孩子给我写的信、寄的照片一概扣压，也不允许我给孩子们写信。后来我写了几封信，让解教的给捎出去以安慰孩子和寄托我对孩子的思念之情。至今，孩子还保留着这信。非人的折磨，三年来一直没有断过。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因为我进监舍没打报告，大队长李爱文把我拖到办公室拳打脚踢一顿毒打，脸都被打青了，直到他打累了才罢休。之后罚我面墙站立一天一夜。
二零零三年五月三日下午，因为我不看诬蔑大法的录像，一个姓宋的警察指使几个包夹把我拖去强迫我看，我不看，刚要站起来，人高马大的包夹韩麦玲从背后把我按倒在地，当时就感觉脊椎嘎嘣一声，我的腰剧烈的痛，倒在地上不能动了。我说你们把我的腰压坏了，他们根本不管，因为动不了，几个包夹把我抬回监舍扔在地上，李爱文训斥我扰乱会场，根本不问我的腰伤到什么程度。我开始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残暴行为，腰疼的直不起来，也站不住，身高一点六米的我当时就矮了一大截，现在只有一点四米多一点。因为站不住也坐不住，包夹们就把我塞到床与橱柜之间的夹缝中，坐在地上，灌食时把我拖出来，三、四个包夹按着我，强行撬开嘴，灌的从里到外满身都是湿的，也不让换衣服，不等干了再灌。
 |
|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此时正是非典流行时期，监舍每天要打消毒药水，打药水时，别人都出去了，我动不了，只能坐在夹缝中闻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在夹缝中坐了近二十天，就这样，他们还逼我做奴工，带班警察张春霞要我吃布洛芬止疼，我要求给我确诊，不确诊我不吃药，张春霞说：“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想上医院就上医院。”我的腰也疼，肚子也疼，疼成那样，还得弓着腰做奴工。直到半年后看我的腰还是直不起来，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中旬才带我去劳教所八十三厂医院检查。检查的大夫看过刚拍的片子问我怎么伤的，我说是人压的，他不相信，说：“人怎么能压成这样？”这时带我去医院的带班队长张春霞把大夫拽到另外一个房间，说了一些什么，出来后大夫对我说：没事。我说：没事怎么这么疼，肚子都疼。他又给我做了一个透视，做完后就被带回劳教所，没有任何治疗和说法。我的腰伤成这样，有与我同时被关押在同一个监舍的同伴作证。直到二零零四年六月解教回家，还是疼的不能站，不能走路。
七月我到临淄区医院检查，才知道我的腰椎、胸椎多处骨折，骨折程度是百分之七十，我问大夫还能治吗？大夫说：没法治了，过了最佳治疗期。我又问当时治怎么治？大夫说：要做手术，用钢板固定。大夫说，还连带着三分之一，弄不好就瘫痪了。被伤了一年多，我才知道自己的脊椎是骨折了。片子和检查报告我一直留着，可是拍的片子在二零零八年再次被绑架抄家后就找不到了，但有高瑞春大夫给我作证，因为当时拍完片后，医生的检查报告我看不懂，我就找高大夫看，高大夫又拿着片子和检查报告找到临淄区医院的外科主任和齐鲁石化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医生看后都说伤的很重还连带着三分之一，弄不好就瘫痪了。二零一五年六月，我又到齐鲁石化中心医院做了一次检。
由于回来后，我又能学法炼功，又能走动了，再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奇迹。
二零零八年二月三日，我又一次被绑架。抓捕我的是青州庙子派出所一个姓刘的警察和一个巡警。下午青州庙子派出所所长王伟派人把我劫持到青州国保大队，随后又把我劫持到青州市看守所。在青州市看守所有一次我质问警察，为什么不给大法弟子董桂文吃饭，还把董桂文铐在死人床上？他们嫌我多管闲事，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十几天。
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在青州法院小庭审室秘密开庭，没有通知我的家人，没有问我请不请律师，也没有证人出庭，在我孩子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的孩子写在了判决书上成为证人，而孩子却不知道，判决书也没给我家人。我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法官却罔顾法律，滥用职权，在所有迫害我的证据都是零口供、零签字的情况下非法诬判我五年监禁。我不服上诉，却被潍坊中院驳回上诉，维持诬判。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青州看守所的张大队把我强行劫持到山东济南女子监狱，在监狱医院查体时，我说我的腰被劳教所伤残骨折，张大队找的人到一家医院给拍了个片，片子在很短时间内就匆匆拿出来了，就这样我被强行非法关押在济南女子监狱的集训队。集训队是监狱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设立的现代法西斯集中营，它享有监狱给的特殊权力，在恶警薛彦勤的授意下，对法轮功学员可以任意虐待、折磨、甚至行凶都行，不受任何处分，越凶残者越受到恶警薛彦勤的奖励，得分高减刑多。
山东省女子监狱集训队恶警：薛彦勤、徐玉美。二零一一年后集训队改称十一监区，之前是这两个恶警作恶集训队。
我在集训队，因为搜身时我没主动的脱内裤，刑事犯朱惠芬带着一群刑事犯没头没脸的一顿拳打脚踢，我喊：你们打人犯法。他们就拿一床脏床单塞进我的嘴里，更加残暴的殴打直到他们打累了才住手。把脏床单拽出来，床单被血染红了，头发被拽的一绺一绺的往下掉，牙被打活动了，脸被打肿了，浑身疼，嘴里的血水不让吐出来，并说，你要是吐出来，就让你用舌头舔干净。××尿在地上，我们就按着她头让她舔。（他们不让上厕所憋不住尿下的）血水只能往肚里咽。和我一起关进监狱的张保环被打掉了牙，都强制着咽到肚子里。
紧接着就是车轮式的暴力转化，两人一组，折磨殴打，累了再换另一帮，踢我大腿根，踢小腿，揪头发扇耳光，让我写转化书，我不写，他们还用写有诬蔑师父和大法的纸贴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还用笔使劲的戳我的手，没头没脸的往死里打我，踢我腿以及我的阴部；包夹邱秀欣又狠狠的踢我的肋骨，踢的我当时连气都喘不出来。边打边说：这就是监狱，是敌我矛盾，监狱有死亡指标，死了白死，死了拖出去喂狗。只要不转化就这样对待你，就叫你死不了活受罪。
恶警徐玉美嫌我头发长，拿起剪刀只剪了一剪子，头发七长八短，不像人样，包夹们就笑话我，说我像电视剧中的疯子。每天从早上不到五点就被叫起来，一直折磨到凌晨二点多，到了第四天，他们把我从储藏室转到走廊最西头的谈话室，警察办公室的对面。一进门包夹就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转到这间屋？今天你要不转化，就别想从这间屋走出去。后来我才知道这间屋离监舍远，是他们行凶不让人知道的地方。随后恶警薛彦勤走进来，阴阳怪气的说：都几天了还不转化。我说他们打我；薛彦勤说：怎么打你了，动动你就是打你了？那还不是为了你好，早转化，早回家。就在薛彦勤的授意下，他们更加疯狂的打我，把我的头按在桌子上，三、四个人抓着我的手，逼我写转化书，我使劲握着拳不写，他们就用签字笔使劲捅我的手，捅的我钻心的疼。四天四夜的暴打侮辱，我被暴力转化。四天下来，浑身没有一点好地方，没有不疼的地方，头发被揪的一把一把的掉，脸肿的老高，两条腿被踢的黑紫，阴部被踢的肿胀，上厕所都疼。两肋和胸部疼的不敢喘气，一喘气就疼的倒吸气。我的外伤，有和我住在一个监舍的黑建娥可以为我做证。
这就是我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集训队四个月遭受残酷迫害的大概情况，也是十几年来集训队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冰山一角。
集训队主要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薛彦勤、徐玉美。刑事犯：朱慧芬、徐慧。包夹：宋其爱、邱秀欣、何福香等。这是二零零八年间参与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成员。
这就是黑监狱所谓的“春风化雨般的转化”！
转化后不挨打了，我又一次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每天昧着良心说假话，被控制的失去正义良知的痛比失去肉体的痛更痛的千倍万倍，三个月后，我抱着打死也要说真话的决心，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
他们看我这个态度，怕我在集训队对他们转化别人起反作用，就把我分到四监区。
因为我在劳教所被残害的已经失去劳动能力，在四监区，为了逼我做奴工，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日四监区的恶警谢静伙同集训队薛彦勤，指使集训队的暴徒，刑事犯刘霞和另外一个暴徒，把我摔在地上，在监狱院子里凹凸不平的砖地上，拖着我故意掀起后背的衣服，从监舍楼一直拖到监狱的第二道门，三十多米远，整个后背裸露着着地，把后背拖的没了皮。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孩子从临淄到监狱看我，恶警谢静以我不戴罪犯胸牌为借口不让接见，剥夺我与亲人相见的权利，让孩子哭着离开监狱。
集训队后来改称十一监区，监区区长胡秀丽、李慧菊，副区长邓桂霞。
二零一二年五月山东女子监狱搬到新监狱，十一监区坐落在西北角一个单独的三层小楼，禁闭室就在这个楼内，归十一监区管，全监狱所有蹲禁闭的，包括刑事犯都在这个楼里。
新建的监狱设施齐全，暖气、地暖、太阳能热水器，如果都用，应该说是一座现代化的监狱。可是，那些设备都是做样子看的，根本不给我们用。
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四监区指导员李海英、恶警刘慧敏，以我不出工为由，又把我强行送到十一监区，一进十一监区，我就被关进禁闭室。在禁闭室，恶警徐玉美怪声怪气的说：“这回好了，住单间，你看你炼功炼的都炼出罗锅来了。”我说这是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残的，他不吱声了。在禁闭室坐凉地，喝凉水，洗凉水澡，我开始拉肚子，我要求和监狱领导对话，他们不准，给监狱领导写信，他们不给纸和笔，我要求给个垫子坐，他们不给，坐我自己的褥子，他们不让，拉肚子拉的快起不来了，我开始绝食抗议他们的虐待行为，绝食的第三天他们才同意给个垫子。
在禁闭室的生活上，他们也虐待我们，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监狱食堂改善生活，我们看到值岗的刑事犯在吃鸡腿，而给我们半餐缸鸡汤，里面没有一片肉。有一个刑事犯叫徐建的，看见值岗的在吃鸡腿，就把半缸鸡汤从小窗口泼出去，拿着饭缸砸禁闭室的门，一边砸一边喊：为什么虐待我们！随后值班的十一监区区长李慧菊，叫来监狱巡警，不知用的是什么东西，只听徐建惨叫一声，就再也没有动静了，接着整个禁闭室都是很呛的烟雾。
在禁闭室八个月，集训队中断了我与家人的一切联系，不让我给孩子打电话，打电话必须写申请，最后落款必须是罪犯××，就因为这样，许多没有转化的大法弟子几年了都没有和家人联系。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下着雪，我的小女儿从临淄到监狱来看我，十一监区没有通知我，副监区长邓桂霞却欺骗我女儿说：“你妈妈不想见你”。孩子那么信任的人民警察，做梦也想不到人民警察会骗她，孩子给我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他们也没有给我。孩子真的认为我不愿见她，哭着离开监狱，新监狱的位置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车、吃饭都不方便，漫天飞舞的雪花，孩子在过马路时又摔了一跤，实在忍不住了，号啕大哭，给远在外地的姐姐打电话说：“妈妈为什么不愿见我啊，我的腿摔伤了，走不了路了，我怎么办啊。”当我回家后，听到这凄惨的叙述，我的心在颤抖，警察怎么能欺骗一个远道而来的孩子，阻挡她见她的母亲，还要挑拨孩子与母亲的关系。
我在集训队蹲八个月的禁闭，不能出小屋半步，济南的夏天也是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小屋不通风，闷热的喘不过气来。从来不让我们在洗浴间洗一个热水澡。贩毒的刑事犯刘阳对大法弟子很残暴，在恶区长李慧菊的教唆下，对大法弟子非打既骂，夏天的一个晚上，刘阳值班，禁闭室的蚊子成群，我们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早上起来，看见走廊窗户的纱窗是开着的，走廊的外面是草地，成群的蚊子飞进禁闭室，值岗是活动的，而且值岗晚上是不许睡觉的，而且他们有驱蚊花露水。刘阳看见我看开着的纱窗说：太热了，敞开通通风。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的中旬，天气很冷，禁闭室里冰冷冰冷的，因为我不穿罪犯的衣服，他们也不给我自己的棉衣，我穿着单衣，只有一个薄薄的垫子坐着，我感觉我的心脏都要不行了，很憋气。我跟值班的孙警官说：“屋子很冷，我的心脏很不舒服”。孙警官找来卫生员给我听心脏，心律是一百一十，孙警官说到医院去吧，我说不用，我是冻的。孙警官说：怎么会是冻的，送暖气了啊。我说没有。孙警官马上找人来开暖气，开开阀门后，阀门漏水，孙警官说，我明天一定找人修，可是她说了不算，阀门一直没有修。因为我的心脏不好，后来他们把我调到有暖气的房间，可是大法弟子杨文杰一直被关在没有暖气的房间。让大法弟子挨冻来折磨大法弟子，这也是他们的酷刑之一。很多有暖气的房间宁可闲着也不给大法弟子用。
从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二零一三年二月三日我在禁闭室被关了八个月。直到我出狱离开禁闭室，大法弟子杨文杰在禁闭室已经一年半了，杨文杰遭到更惨烈的迫害。
3年的劳教致使我脊椎骨折，造成脊椎后凸畸形身体高度从160cm到现在的140cm，五年冤狱又使我残疾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弯曲的更厉害，丧失了劳动能力。
以上是我三年劳教，五年冤狱遭受残酷迫害的大概情况。
八年的非法关押，十几年的残酷迫害，有形的、无形的迫害，给我的家人身心造成了剧烈的伤害和无法弥补的损失。
八年的非法关押，对两家老人不能尽孝，对两个孩子不能尽母亲的责任，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江泽民，是他一意孤行开始迫害造成的。
八年的非法关押，劳教所、监狱的恶警还要把责任推到我们这些受害人的身上，这是天理、道德、法律所不容许的。
* * *
歡迎轉載，轉載請註明出處。
更多 ...